我找过小姐，可是在我内心深处，在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谈生意的一种交易而已。我从来没沉溺在这里过，也没为认识的任何一个风尘女子动过心，最初的时候我有过愧疚之心，但时间长了，这种愧疚心就淡了，但是潜意识里，我把这个和生活分得还是很开的，我还是坚定信念，要和谢琳过一辈子的。
对于我的这些事，谢琳开始不知道，可是后来也有所耳闻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客户在歌厅叫了几个小姐陪唱，出门的时候被她姐夫看见了。她姐夫在厂里跑供销，也不是个稳当人，我们撞见，有点尴尬，点个头就过去了。几天后谢琳就无意间说起了这事，她有意“敲打”了我一下：“我知道现在的男人在外面都特潇洒，你可别潇洒太过了，让人抓话柄呀。”
对于我的这些行为，谢琳的表现至今让我难以理解，她似乎有所洞察，但是却似乎放任自流，并不挑明。也许是她也经常在外面接触人，知道一个男人在外面的不易，也许是她一直信任我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，或者也许，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小事，她看中的还是我的前程。这些都让人猜不透，但是谁有时间猜这些呢？反正那段时间我很疯狂，在外面吃喝玩乐，花天酒地，花钱如流水。谢琳比我也好不了多少，她提了正科，再后来又成了单位的三产经理，三产是什么？就是小金库。她的权力不小，事也多起来了。夜不归宿的事，也常有发生。我们两人之间，就像比赛似的，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飞速迈进，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合却越来越少，直到最后成了两条平行线再也没有了交叉点。
即使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和谢琳之间其实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。惟一有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，就是孩子。当生活稳定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家里的催促，我曾一度想要个孩子，但是谢琳却坚决地反对。她说我们现在的事业都没有起来，这时候要孩子是不适宜的，她说她要么不要，要，就得给孩子创造一个绝不输于任何人的优越环境。她很坚持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婚后几年，她一直小心地采取各种避孕手段，我们也一直没有要孩子。这就是谢琳，她平时很温顺，但是一旦固执起来，谁也说服不了她。
二〇〇二年年初，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机。我们单位的领导因为受贿、贪污、拖欠被双规了。好像就是从那年起，全国的建筑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了。我们的单位成了全市亏损企业的龙头，我的权力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。一个企业连职工工资都开不出来，还谈什么权力？
我开始尝试转型，那年去北京开会，我接触到了全国一种新兴的产业，建筑装修软件。我想做那个软件的连锁经销商，但是苦于一无资金，二无担保，启动起来也难。这时过去的一个客户伸出手来，要我过去帮他，做总助，月薪四千，我当时也挺动心的。
在这个关口上，谢琳又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她听说了我的境遇后，跟单位请了假，陪我一起去了北京，参加了这个产品的发布会，又一起与总经销商见了面。回家后，她还破天荒地给我做了一桌子菜，然后郑重地劝告我，要干就自己干，以我的才能，和那个人合作是不会有大出息的。
谢琳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她太冷静，也太要强了。就是从那天开始，和谢琳在一起我的压力感越来越大了。
我们自己的公司后来办起来了，启动资金是谢琳帮我找的，所有的手续及审批程序都是谢琳帮我搞定的，为了这个事，我们请了好几回客，而在酒桌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谢琳与众不同的一面，她冷静，随和，但是又头脑敏捷，善于与人沟通，而且令我惊讶的是，一直讨厌我嘴里有酒味的谢琳，居然也能喝酒，而且推杯换盏之间，交际的能力似乎比我强。看来她的酒量也不浅。我发现这两年我光忙着自己的事，其实并不十分了解我的妻子。
我们之间真正出现问题是在自己开公司以后，坦率地说，谢琳算计事情的能力很强，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，她都算准了，包括我们开公司，可是她只算错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我。
我认为对于女人来说，以事业为重是大多数男人在背离家庭前常用不衰的借口，可是谢琳这样聪明的女人竟然也没有看破这一点，她反而利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为我拥有了这个借口找到了一个机会。
在我们的公司最初开办的几年，很艰难。在一个盗版横行的氛围里推行正版是件很难的事，我们的建筑装修软件，便宜的一套也要一千多元，贵的则要一万多元，而市场上盗版的只需十几元钱就能买到，有的更便宜，五六元就可搞定，你想想，在这个大趋势下，推行正版软件的压力有多大。
